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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说，一个国家不可以看到别的国家比自己落后，就说我是善意的，我来改造你，康德认为就算他们再落后，也应该要尊重他们选择自己发展的权利。
人最可贵的地方决不在于讲道理、争权利，而是在蒙受屈辱的情况下，还能坚守信念，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让时间来证明自己，让岁月来抹平创伤。1918年农历十月初七，清末名儒梁漱溟之父梁济（字巨川）自杀，自杀前留下万字《敬告世人书》，称自己虽为殉清，实为殉纲常名教而死。
其次，尽管先秦儒家主张双向互动，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也不可能主张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而是都强调了二者之间的轻重、主次关系，此即本文三纲之义。书中痛陈今日国人为西洋新说所惑，失去了国性。这种说法可能忽略了另一重要事实：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政治现实更需要三纲。梁启超等人曾想到改造国民性的办法。孔子明确主张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孟子也说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
后一种含义即董仲舒在位者不能以恶服人。这不正是以上为纲吗？又比喻，在学校里，我们绝对是执行以师为纲的。孟子说，虽然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却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孟子·离娄下》）。
《礼记》说：圣人耐（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德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气质最充分体现了建构于其中的前轴心时期文化的特征。实际上，东亚国家（例如日本与朝鲜）自进入近代门槛以来，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或中华渐行渐远，中国位于天下之中的华夏世界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顾颉刚认为，战国秦汉以来的古史系统是由先后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层累造成的，而战国、秦、汉四百余年中，为了阶级的破坏，种族的混合，地域的扩张，大一统制度的规划，阴阳五行原理的信仰，以及对于这大时代的扰乱的厌倦，立了许多应时的学说，就生出了许多为证实这些学说而杜造的史事。
13如汉《杨著碑》曰：德以柔民，刑以威奸。可见，德的话语也用以表述民族凝聚与整合。
作为文化认同的德的精神 春秋时期严于夷夏之防，据章太炎先生说，《春秋》经传的意义也具有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维刚是的重要意义。（《大雅·崧高》）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陈来提出德感文化说明西周以来文化的特点。然而，春秋时期中国疆域范围更为扩张，恰好与周德衰微的政治态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同时这也表明，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更多地依赖于民族融合和文化凝聚，而不是单纯的政治扩张和军事征服。
16据顾颉刚推断，祀炎黄之秦灵公，其要位当三家分晋之际，《六国表》录其事于三年，为公元前442年。同时，德、礼体系还起到了促进政治空间拓展和民族血缘融合的历史作用。那么，德的精神气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郭沫若曾精辟指出，从《周书》和周彝看来，德字不仅包括着主观方面的修养，同时还包括着客观方面的规模——后人所谓的‘礼。叩问中国文化历史命运的谜底，有必要首先澄清：由来已久的中国文化并非凝固不变，中国的历史（即便是古代时期）亦非停滞不前。
简单地说，倘若美国的立国基础是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中国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就是她强韧的历史文化意识，而德的精神气质正是这种历史文化意识的核心。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
不仅夏、商、周，中国周边的少数族裔，如东吴之太伯、朝鲜之箕子、粤南（庄乔）、楚（熊蛮，屈子所称高阳之苗裔）和蜀的先祖（高阳之苗裔），皆炎黄之苗裔。27简而言之，绵延已久的天下之中、天朝观念已趋崩溃，古代东亚社会以中国为中心的藩属—朝贡体系亦面临挑战。
这里面何曾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认同感总是能够在民族危亡之际激起救亡图存、抗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强化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同时，也酝酿了精神思想领域内新的发展契机，直接触发了诸子百家蜂起，引发了思想史上的哲学突破。荆楚和吴越诸国都属于蛮夷之邦，春秋之后渐渐同化于华夏集团，故中国范围日益扩大。我们试图从思想史角度分析探讨早期（确切地说，就是西周春秋时期）文化的精神遗产之于中国文化的基础性作用。（李祥俊：《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与现时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3页）上述说法当然可以移植到我们关于文化讨论的语境中。但是，由于周初封建的推行，方国数量迅速减少，这不能不说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周王朝的卓越成功。
所以罗马既没有希腊思想传统的光荣，又遭致基督教之侵蚀，仅依靠世俗的法律体系实际上难以维系古代帝国的长久。10比如说，西周春秋时期的哲人经常在讨论天人、民神等问题上折射出来理性主义倾向，往往通过德的话语进行表达，如《左传·僖公五年》所载：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第一条历史分界线是殷周之际。
17有趣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传说特别丰富，《国语》中有这样一段话： 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为了缓和民族间矛盾，为了把许许多多异族熔而为一，为了四分五裂的七国统一成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在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脑筋中出现了三代同源的传说，并不奇怪。
一方面，它们表明了社会政治以及思想文化上的深刻转型。第二条历史分界线是春秋、战国之交。古代中国文明领先世界长达两千余年，又在经历了近代约两百年的曲折屈辱的血泪史之后，呈现出不可阻遏的民族崛起、文化复兴之必然趋势与光明前景。战国以后，秦楚吴越甚至徐戎、姜戎、淮夷、蜀人、庸人等民族都被包括在‘华的概念之内了。
【作者简介】 郑 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汉代石刻集成·本文篇》九五） 14如果说德刑、德力是政治设施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德的原则之内就包含了刑与力。
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历史，却提供了另外一个衡量古代遗产的尺度。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正在于此。
参见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77页。实际上，黄帝不见于《诗》、《书》等早期经籍，祀典里的黄帝始见于秦灵公时作吴阳上畤,祭黄帝。（《史记·五帝本纪》）这就是说，黄帝传说丰富而且流传甚广，但却未必就是信史，不过是传说而已。然而，即便是在春秋时期，判别夷夏的关键仍在于制度和文化——即礼，而不是狭隘的血缘关系或民族关系。
董仲舒则说：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大雅·民劳》）申伯之德，柔惠且直。
从商周墓葬的考古发掘看，西周以后人殉的现象几乎绝迹，这是否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西周政治理念和文化精神的进步呢？ 总之，以德治国、怀柔远人的政治理念与实践智慧源远流长。传世文献中都记载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如《诗·长发》、《书·禹贡》，郑玄解释说：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国也。
总之，作为文化精神和政治理念的基础，德、礼的体系还起到了促进政治空间拓展和民族血缘融合的历史作用，从思想史视野看，这一历史过程亦延续了德的生命力，拓展了它的精神空间，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规模，以及中国的政治版图和人文地理空间。更表明了德的话语出现于族群关系的语境之中。
